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她一直致力于美国非裔黑人历史的书写。《秀拉》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15—1965年间，期间正处于一战结束前后至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时期。小说主要通过对伊娃、秀拉、奈尔三位黑人女性不同人生轨迹的描写，揭示出女性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创伤。同时通过她们不同的应对创伤的方式，小说人物展现出不同的人生结局。这部小说不仅体现出莫里森对处于边缘地带的黑人女性群体遭遇创伤的关注，同时结合时代背景暗示黑人女性只有团结起来，依附族群力量，打破传统枷锁，才能活出真正自我。本文结合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以及赫曼的创伤修复方法对小说人物命运进行分析及梳理，整理出黑人女性修复创伤、走出阴霾的方式。

创伤（trauma）一词最早源于医学术语，它指的是身体由于外部力量遭受的一定程度的物理性损伤。随着后来词意的扩大，它更多的指向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创伤研究主要是对歇斯底里症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当惊吓时的刺激感穿透了我们大脑中的“保护系统”，就会产生创伤。他分析了创伤性的后果就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性会不断地浮现，从而造成神经症。创伤经历需要讲述，文学作品恰恰是见证和记录创伤记忆的最好形式。研究创伤的典型代表凯西·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一书中定义创伤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1]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到创伤可以通过重现记忆、向别人讲述的方式进行修复，并且提出创伤复原的三个阶段：建立安全感、恢复记忆，对过去进行哀悼和解脱、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当受创者经历这三个阶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伤进行修复[2]。

一、创伤经历的个人书写

《秀拉》是一部描写女性成长和友情的小说。在黑人女性成长的过程中，伤痛一直伴随人们生活的始终。甚至对于那些生活在“底部”的人们来说，一些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影响并非终止于受创者，它还会波及到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其他人。伊娃、秀拉、奈尔都是“底部”生活的代表，她们身处不同的生活轨迹，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并努力成为各自生活中的强者。

（一）命运多舛的伊娃

非裔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她们深受种族、文化、性别歧视，生活中总是充满磨难，然而她们往往刚毅而又坚强、充满智慧。

伊娃的婚姻是不幸的。结束五年痛苦婚姻的时候，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孩子才五岁。当时家里只剩下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颗甜菜。孩子们全在咳嗽，嗷嗷待哺，她整夜守护。一家人靠着街坊邻居的救济过活。后来，在把孩子们托付给萨格斯太太的十八个月后，她拄着双拐，带着一个钱包和一条腿回来。有人说伊娃把腿放到火车轮底下轧碎了，然后要人家赔偿。也有人说，她把那条腿卖到医院，整整卖了一万美元。虽然母性的光辉在此刻彰显，然而由绝望情绪衍生出来的永久的身体创伤让人心碎。

三年后前夫波依波依的探访勾起了伊娃不悦的回忆。他没有过问伊娃的腿，也没有询问孩子们的现状，留下的只是临别时刺耳的笑声，这让伊娃心底的愤怒油然而生。从那以后，伊娃再有没有走出卧室。卡洛斯认为悲伤经历的再次重现会带来创伤。费弗尔等认为这种创伤模式会引起大量的感知觉和认知上的歪曲，有扩散（泛化）到其他精神范畴中的倾向（比如泛化的焦虑）。[3]莫里森描述伊娃此后需要借助对波依波依的恨意来强化、保护自己，从中获取安全感。

婚姻的创伤和生活的压力让伊娃有着异化的家庭观。在男性缺失的家庭中，伊娃热衷与其他男人调情，但不与他们确立关系。当她看到儿子“李子”从战场回来后颓废不堪，惶惶不得终日时，她带着眷恋和不舍点燃报纸使“李子”葬身火海。女儿汉娜至死都不能理解伊娃的行为，并认定伊娃不爱自己的孩子，纵火烧死“李子”是及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在莫里森其他小说中，弑婴情节也有出现。《宠儿》中黑人母亲赛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以后不再受到奴役，愤然将孩子杀死。伊娃寄于儿子厚望，不忍心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认定死亡是对儿子最好的解脱。如果外界认为母亲弑儿是违背道德良知的，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境遇下，高度的责任感和自尊心让一位母亲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对儿女的庇护和温情。这恰恰也是处于弱势的黑人女性的呐喊以及她们对抗不公社会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