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是一篇典型的创伤叙事小说。作品讲述了阿米尔曲折的成长经历，记录了阿米尔从懦弱卑鄙到勇敢善良的性格转变过程，展示了忠诚、背叛、救赎等主题，表达了对民族苦难的同情。小说对家庭创伤、成长创伤和文化创伤等进行了展示和修复。本文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切入，挖掘小说深刻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价值，发现文学的叙事治愈功能，希望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有所启发。

一、阿米尔的多重创伤经历

阿米尔经历了多次对精神造成压抑的创伤，他幼年丧母，父亲对其冷漠相待和持续否定。在成长中，他被种族观念左右，渐渐疏远了唯一亲密的玩伴哈桑，继而又目睹哈桑被强暴的残酷过程，不知所措，一味逃避。苏联入侵阿富汗之际，阿米尔又随父亲辗转赴美，途中经历了他人的死亡、自身的死亡威胁。在美国，他度过了平静的二十六年。但是，当阿米尔因为哈桑之故再次回到阿富汗，他又一次见证了贫穷、死亡、强奸等罪恶恐怖的现实，也经历了残酷的决斗和死里逃生。返回美国前夕，哈桑之子索拉博的自杀无疑又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些构成阿米尔的多重创伤经验。

二、创伤的后遗症

第一，对外部的疏离和自我封闭。

创伤经验破坏了阿米尔关于外部世界的基本安全假设和积极的自我形象，导致阿米尔自我封闭和与社会关系的疏离。作为“上等”的普什图，阿米尔不仅无法得到爸爸的认可，也无法顺利融入同族群体，因此产生了被“抛弃”的孤独的感觉。在喀布尔，爸爸是受到万人敬仰的传奇人物，是阿米尔最初获得对外部世界安全假设的主要渠道，但是爸爸从未表示对阿米尔个性和尊严的肯定，对阿米尔的个性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造成了邪恶的怨恨心理的产生。

获得父亲认可的失败经验导致阿米尔缺乏对外界世界的基本安全感、缺乏自我肯定的积极暗示，产生“孤儿”似的成长体验，而哈桑事件则彻底摧毁了阿米尔的安全感和自主权，使他变得软弱无力。阿米尔对哈桑的逃避实际上是对自我真实情感的逃避和压抑，是对现实的屈服。目睹暴行却没有挺身而出，使阿米尔对哈桑的内疚感更加严重。创伤事件“可能损害儿童的情绪控制和表达技巧，使他们难以用言辞来表达情绪体验，因而常常借助直接行动（攻击）来表达其愤怒或痛苦的内在感受”。

第二，梦魇和记忆的反复折磨。

遭遇创伤的人往往不能瞬间就接受他们经历的沉重伤痛，他们不能把创伤事件纳入既有的社会惯例和所属框架中去，所以会有倾向地采取否认和遗忘。为了回归正常生活，阿米尔伪装创伤不曾发生，并努力地重建认知。他否认熟悉的价值观，努力工作，重新制订生活计划，但在平静的生活背后始终有一个驱散不去的阴影。阿米尔刻意地不提哈桑、避免回到与创伤经验有关的地方恰恰反映了他的不能忘却。对创伤事件的回忆总是带着阿米尔超越普通情感的强烈体验，因为这超出了他的忍耐能力，即哈桑的名字可能引发创伤性记忆。但越是压抑创伤记忆，反而越会造成精神的困扰，全新的现在始终摆脱不了压抑的过去。

第三，身份认同的焦虑。

识别身份，追求与他人的关系是人类天生的心理需要。母爱缺失的焦虑、爸爸的冷漠和否定使阿米尔没有获得与外部世界最初的正常连接。成年后他致力于写作，希望通过写作重新建立与爸爸的亲密关系，但也失败了。与父亲建立亲密关系的重复失败经验，加剧了阿米尔的自我认同焦虑。阿米尔转而从他人那里寻找安慰，实现移情。对拉辛汗的移情反映了阿米尔实现身份认同的愿望。但是，对拉辛汗的认可并不能使他完全摆脱认同的焦虑。拉辛汗之于阿米尔是父爱的代替，是焦虑的补偿。然而，移情只能表明阿米尔对现实的反叛是不成熟的，他一厢情愿地“控制”着身边的世界，但他不可能成为全能的操纵者。

三、阿米尔的创伤修复

创伤叙事是文学性小说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创伤叙事不仅展示出多维的创伤体验，而且对于探索创伤修复之道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叙述的记忆整合功能。

在创伤研究中，学者们强调记忆和叙述对于创伤康复和救赎的必要性。创伤具有延迟性，“对于创伤主体，一方面他极力压制着创伤记忆，甚至有意识地回避，无法真正面对创伤，另一方面尽管极力压制，但是创伤记忆却能通过噩梦的非理性方式侵袭受害者”。只有承认和面对创伤事件，通过回忆、叙述等外化方式才能使心灵获得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