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障碍分类与统计标准》第四版对心理创伤的界定受到广泛的认同：“心理创伤是身处威胁性环境因素与个体防御机能之间失衡的经历，伴随着无助和无法预料感，并因此持久地对个体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理解产生动摇作用。”[1]3心理学家还进一步指出受创伤的年龄越小，未来形成心理创伤的可能性越大，心理创伤也会越严重。《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正是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在经受作为私生女的身份缺失，并且亲眼目睹父亲的伪善和母亲的自杀，后来又惨遭丈夫的家庭暴力和频繁的流产，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打击。世事难料，玛丽雅姆一直把被迫嫁给自己丈夫的女孩莱拉看成威胁，但莱拉的女儿阿兹莎却无形中成为了自己爱的启蒙，正是孩子的天真和依赖将两个女人联系到了一起。玛丽雅姆最终在这对母女的陪伴下找回自我，找回对于爱的知觉和爱与被爱的能力。

一、离群索居缺失自我

玛丽雅姆是一个富商的私生女，从小与母亲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四岁时，母亲娜娜因为玛丽雅姆打碎她的陶瓷茶具，大骂玛丽雅姆是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当时的玛丽雅姆并不知道哈拉米就是私生子的意思，但是“在娜娜的口气中，玛丽雅姆深切感受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2]4这可谓是玛丽雅姆从母亲处获得的最初的身份认知，是一个被嫌弃的“哈拉米”。当玛丽雅姆长大一些的时候，娜娜还会经常把她们如何被玛丽雅姆的父亲扎里勒抛弃、她如何在泥屋里艰难生下玛丽雅姆的往事讲给玛丽雅姆。与此不同，父亲扎里勒每次到访的星期四是玛丽雅姆最期待的日子。扎里勒从来不会嫌弃玛丽雅姆笨拙，也从来不把她说成哈拉米，他总是把城市的趣闻和自己的生活分享给玛丽雅姆。父亲扎里勒始终告诉玛丽雅姆，她是一个“乖女儿”，即使是出生的时候也没有给母亲造成什么困扰。

母亲的“哈拉米”和父亲的“乖女儿”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身份认知，共同编织了玛丽雅姆一个矛盾冲突的童年，在这样相互矛盾的、通过讲述获得的记忆当中生活，玛丽雅姆的自我认知是模糊的、摇摆的。孩子本能地选择对美好形象的向往，因此，玛丽雅姆相信父亲、崇拜父亲、真心爱父亲，也正是这些给予了她离开泥屋去找寻父亲的勇气。她一路走到父亲扎里勒的家门口，被告知扎里勒并不在家也拒绝离开，甚至露宿街头等待了整整一夜，所以在亲眼目睹父亲扎里勒就在楼上的窗口观望着自己时深深的屈辱彻底打破了她的信任。自此，父亲口中被珍视的“乖女儿”这一身份认知也彻底崩坍，作为“哈拉米”的自卑席卷而来。被司机送回泥屋的路上，她在嚎哭中为自己离开时对母亲严厉的眼神、哭肿的双眼都不理不闻而感到惭愧，却在看到母亲上吊自尽时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再有机会向一直以来都未曾欺骗过她的母亲表达愧疚之情。

朝夕之间，玛丽雅姆见识了父亲的虚伪，经受了母亲的离世，强大的屈辱和愧疚之感联合起来折磨她幼小的心灵，创伤记忆“缺乏语言叙述和语境，被以栩栩如生的感觉和形象来编码。”[3]38在噩梦中不断重复，摧残着玛丽雅姆薄弱的意志。然而，作为父亲扎里勒与一个佣人的私生女，不得不被带回家里的玛丽雅姆成为了父亲和他明媒正娶妻子们的耻辱。为了维护扎里勒上流社会权力中心的形象，他们想方设法把玛丽雅姆嫁给了远在喀布尔城的鞋匠拉希德，草草了事的婚礼使扎里勒一家的迫不及待昭然若揭。根植于童年的创伤对创伤经历者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模糊的自我认知、丧母的巨大打击、父亲的无情抛弃，都奠定了玛丽雅姆未来生活中遭受种种创伤而没有自我救赎意识的基础。

二、接受异化无限忍耐

童婚在阿富汗女孩的意识中并不陌生，因而别无选择的玛丽雅姆也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玛丽雅姆被迫嫁给鞋匠拉希德之后，在创伤噩梦还未结束的基础上又开始经受为人妻的苦楚。丈夫拉希德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异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女性视为没有感受的存在。他将妻子当作私有“物品”，他要求玛丽雅姆出门必须穿着布卡，家里有客人要躲到房里去，不可以让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看到自己的脸，因为那会破坏他作为丈夫的名誉和尊严。她更将妻子视为一个照顾饮食起居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他警告玛丽雅姆必须像个妻子一样打扫房间和准备晚餐，主动提出与玛丽雅姆分房却随时到玛丽雅姆房中行夫妻之事。过往的伤痛，如今的恐惧，将玛丽雅姆囚禁在一片死寂的生活当中。然而，玛丽雅姆生活的磨难至此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