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
来源：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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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11
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王中原1,2刘莉z(1．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2．湖南商学院信息学院，湖南长沙)摘要：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在对待修身养性上坚持抑私欲、去功利，强调人心“纯乎天理”，他的“内圣”具有平民化和单一化倾向。但在治理国家时，却总是坚持以利为标准，重视建功立业和“济世安民”。这种“心”的去除功利与“行”的追求功业，反映了王阳明德高为范的人品以及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关键词：王阳明；内圣外王；修复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130．04“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将儒家的人格理想、政治理想和学术宗旨融为一体，成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修身、治国之准则。内圣与外王说到底，就是一个“做人”与“做官”的问题。《大学》对“内圣”与“外王”关系作了逻辑严密的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大学》)。这即人们所言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通俗地说，“内圣”就是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修养，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王阳明主张“内圣外王”，但是在传统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脉络内圣，指的是统治者的理想人格。孔子认为，统治者必须具有内圣的基本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包括为“智仁勇”三个方面；《中庸》中称之为“三达德”。统治者只有通过内圣修养，方能成为圣人。不同学派、不同历史时期，圣人的标准也不相同：先秦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以“兼爱利民”为圣；法家崇尚法治，以“明法变古”为圣；道家则以“道”为人与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以“体道无为”为圣。儒家与墨家、道家和法家不同，它则以尽人伦为圣。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130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娄离上》)。外王，就是将内圣化为王道，将内圣的仁智化为爱民的行动。“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是内圣外王的最初表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则始于孔子。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要做儒家意义上的圣人，每个人都要积极进行道德修养，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致矣”；在外王方面，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此处“修己”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安百姓”即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修己”自然能“安百姓”，“安百姓”必然先“修己”。子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一种个体道德德性与社会政治理想直接统一的思想。孟子对孑L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了合符当时社会境况的改造，政治动荡、权力纷争而造成的“外王”实践的局限性导致孟子更加注重“内圣”。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到“舍生取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都可以清晰体现孟子更加重视为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孔孟坚持认为，内圣一旦完成，外王也就自然完成。与孔、孟强调仁且智的内在道德修养铸造“圣人”理想人格相比，苟子强调的“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社会事功，就“内圣”与“外王”二者的关联看，苟子则更加重视“外王”。苟子明确指出，内圣与外王存在区别。内圣主要指统治阶级的个体道德修养，而外王指治国、平天下达到的现实效果；内圣是主观的，外王是客观的。因此内圣外王是主客观统一的收稿日期．2010。01—05作者简介：王中原(1969．)，男，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公共霄理学院博士饼，：生．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莉(1968．)，女，湖南桑植人，湖南商学院信息学院教师。王中原，刘莉：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结果。然而苟子强调外王，并不等于他轻视内圣，相反他还认为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是外王事功的基础。至汉唐时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圣人的内圣，圣人之圣要达到人道与天道相统一。这就是说，圣人作为道德楷模、智慧化身和帝王的典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是天人一体化的象征，是一统化政治永恒的代言人。只有当为政者的内圣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程度时，德政才能实现，因为德政不单是圣人“仁一D”的体现、也是“天”的意志的根本要求。诚如董仲舒所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害民者，天夺之”(《春繁秋露·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得儒家的内圣添加了神的因素，为宋明理学家对“纯粹精神”的追求打下了基础。然而自汉以后“内圣外王”却很少被提及。直到宋明时期，随着“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逐渐尖锐，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露，内圣外王又被关注起来。针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父子相残、君臣相篡的混乱的局面，儒学家们日益感觉到君王道德修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巨大作用，再次拿起“内圣外王”的儒家法宝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宇宙本体来说明人的存在，将宇宙精神与人的价值统一在一起”…，因而其内圣之学体现为对纯粹精神的追求，对于外部事功则相对忽视。程颐、张载、胡瑗、邵雍等普遍长于内一D思索，注重道德修养、心性修持的内圣精神倾向。二、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学前辈大体相同，特别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看法接近。朱熹说：“古之圣贤别无用一D，只这两种是吃紧处：明明德，便欲无一毫私欲；新民，便欲入于事事物物上皆当”(《朱子语类》卷十七)。朱熹所主张的“明明德、无一毫私欲”，即具有内圣的修养之意；“新民、于事事物物上皆当”，即外王的立政治民、和谐有序的状态。王阳明也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阳明全集》)。“明德”即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王阳明称之为“良知”；“明明德”在此强调的是对良知的体认和拥有，具有内圣的修养之意；“亲民”，就是运用己有的良知，推己及人让每个人都树立良知，此即外王的立政治民。“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一D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一D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日：‘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王阳明全集》)。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王阳明的内圣标准。传统儒家将“尽人伦”看作是圣人的根本，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古之不易之法则，遵循这一法则就是圣人。汉儒董仲舒为强化人伦关系，他把“人伦”关系与“天”相联系，提出“王道之三纲五常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和“仁、义、礼、智、信”都是天的意志，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不会改变。至此“人伦”就变成了“天理”，“尽人伦”便成了“穷天理”。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天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的纲常伦理总和。因此王阳明的“纯乎天理方是圣”与遵循以“仁、义、礼、智”等人伦的圣人观本质上并无不同，他的内圣仍然是尽人伦为标准。其次，有必要考察王阳明的外王目标。阳明强调“纯乎天理”，加强封建制度的权威性主要是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他的“亲民”思想中，王阳明已经初步勾勒了“人与草木鸟兽同为一体”的万事万物具有良知的“大同世界”美景。此一D“纯乎天理”，就是“视天下百姓之溺有如己溺，视天下百姓之饥有如己饥”，“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人之不善则恻隐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因此王阳明推“纯乎天理”为内圣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做到廓然大公，无己无私，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去好色好利好名之类的欲望而已”【2](n印。“廓然大公，无己无私”就是要求人们运用良知指导各自的El常行为，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需要指出的是，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王阳明是偏重于内圣的。这一点从王阳明一生的学术成就“良知”学说可以看出，他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王阳明作为政治家，不可能没有政绩；同样，作为军事家，也不可能不计战事之成败。王阳明肯定圣人的功业，但是他并不认为圣人以功业名，而是以天理名。三、王阳明对“内圣外王”的修复与传统的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相比较，王阳明的内圣与外王思想既有传统的成分，又有自己的主张。下面分别予以介绍：1．在内圣上，王阳明坚持内圣的基础性和目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对内圣的内容和主体做了自己的发挥与孑L孟的内圣比，阳明的圣人观内容去除了智与勇的因素，只保留了“仁”，呈现出单一性。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D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就是说人要成为圣人，只在于他的德行合于“天理”，没有人欲等私一D杂念，成圣与圣人的才能大小无关，正如“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就是“精金”一样。阳明在另处进一步表达此观点：“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应该看到，阳明的圣人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重德性，轻能力，把德性看成是成圣的唯一依据。他总认13l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为，老百姓知识多了就会质疑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并终将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受到危害。阳明的内圣观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愚民”的性质，与今天的“成才”观格格不入。现代的人才既要品质合符当代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同时也要在知识、阅历水平等方面达到比较高的层次，才符合“德才兼备”的目标。阳明的内圣完全排除个人的私心杂念。“私”即自私自利之心。自私之心就不是人同此心，而是人各有心，这就导致良知的昏暗不明。他对“私”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私利之实：诡词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因此阳明主张“克私”、“无我”，做到“公”。王阳明说，“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只有“克其私、去除蔽”，才能“复其心体之同然”。王阳明的内圣也排除个人功利意义。王阳明说，良知即是独知，即是诚意，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的界头”。他一生孜孜不倦讲学就是恐怕人们不闻圣人之道，“流于功利机智，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他还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在阳明看来，为圣必然要超越于功利之上。任何事业一旦流于个人功利，即使是明道的圣人事业，也不免流于凡人的利己行径。很显然，阳明的圣人观又受到了二程的影响，颇具“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的意味。其次，王阳明的内圣思想中的主体也不仅仅限于统治者本身，而是把他扩大至普通的平民大众，具有平民化倾向。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阳明认为，内圣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事情，一般的老百姓通过致良知的功夫都可以成圣，因为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潜质——良知。所以在先儒的内圣外王奉行的靠统治者实行仁政而达到平治天下的“向上”路线行不通的情况下，王阳明便着手寻求“向下”的路线：如果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致良知、成为圣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高，社会治理就得心应手，“三代之治”也就指日可待了。事实上，社会的治理的理想状态必须由二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王阳明强调从治世从提高基层民众的道德水准做起，不失为一种治世新思路。2．在外王的问题上，王阳明坚持荀于的内圣方能外王，反对空谈政治，注重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建功立业史学家钱穆先生在《阳明说述要》中指出：“阳明讲学，132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着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3】(㈣。邵廷采在《思复尝文集》(卷一)中将阳明的功业与先儒进行了对比：“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勋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石齐黄公称先生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不容否定，对王学进行研究的人都对其事功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于许多学者断定：王学经久不衰之源也正在于王阳明学术与事功紧密结合。就个人的内圣而言，阳明坚决反对以谋利为目的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治理国家与人民时，他却总是坚持以利人们、利百姓为标准，他说“凡所以为民去患除弊兴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祷，而何俟于今日”为民兴利，可以有功利之心、行功利之事。阳明的外王事业，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找治世良策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致良知”学说。对统治者来说，“良知”是他们加强自身修养的参照物，行“良知”又是其为政行为的指挥棒。二是亲自参与为政活动，治理地方事务。在为政安民过程中，王阳明充分领悟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他把改造天地人心、建功立业看成是士大夫的应有之义。王阳明的外王活动主要表现为“安百姓”，“安”具有“兼教养”之意[4】(H硎。可以说阳明的“外王”之道有着济世安民的仁政思路，主要表现为：以“良知”开导纷争以劝民。注重对民众的教诲是阳明在为政活动中用得最多的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谕民众使免于纷争体现了王阳明的“仁心”。阳明教人主要的形式有：以告谕的方式宣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教导乡邻和睦相处、减少争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善人而不敬爱者乎?……夫嚣讼之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对顽民、“贼”民的劝谕是呕心沥血、发自肺腑的：“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顽冥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读《阳明全集》时常能体会到一位长者对后辈的谆谆教诲，听后无不为之动容。行“良知”体察民情、抚恤痛苦以救民。民众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没有民众的存在，则国家必然灭亡。因此，民生是每一个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一方面对“顽民”、“贼民”进行劝谕，另一方面还通过减免其租赋等办法赢取民心、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在巡抚南赣期间，他注重赈恤灾情、实行休养生息。他“亲至被水乡村，不必扬言赈饥，专以踏勘水灾为事，其间验有贫难下户，就便另给升斗，暂救目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