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金童中创伤记忆的诱因及其修复研究
孙刚,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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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哲伦凭借其《美华三部曲》,即《刚下船的人》《舞蹈与铁路》《家庭挚爱》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此后佳作不断,1988年更是以《蝴蝶君》斩获托尼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亚裔戏剧家,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重要地位,并与汤婷婷、赵建秀、谭恩美等共筑起一道靓丽的美国华裔文学风景线。创作于1998年的《金童》是黄哲伦选用自己儿时从外祖母那里听来的家族故事《富不过三代》为素材创作的戏剧作品,该剧获得了奥比奖、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提名等,再次为黄哲伦赢得荣誉。在这部戏中,黄哲伦通过阿安对在旧中国的往事回顾再现了囿于儒家文化糟粕和困于西方文化幻境中的创伤记忆,在戏剧的结尾通过她与儿子安德鲁的对话展现了她创伤记忆的修复路径。
一、囿于儒家文化糟粕的创伤记忆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创伤记忆,是指外界事件对个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构成了特定对象的心理反应的前提。”[1]2卡露丝在《创伤:记忆的探索》中指出创伤记忆“仅仅存在于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的人的反复侵袭之中。”[2]5在《金童》中,主人公阿安出生在20世纪初中国福建厦门某靠近码头的村落中的封建大家庭,身为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荣华富贵,过着上等人的生活。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的封建礼制,但是对于阿安所生活的靠近厦门码头的村庄而言,地理位置的偏僻、历史风俗的沿革、信息渠道的闭塞都让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得以存续和深化。她亲眼见证了“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念影响下的母亲忍辱负重维系家庭成员表面和谐的努力,亲身经历了固守“三从四德”女性观的母亲维系女德传统坚持执行裹脚的陋习。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观念直接导致了阿安母亲的自杀。从表面上看,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母亲让其裹脚的强迫性都直接导致了阿安心中的创伤记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这都是由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导致的。
在阿安生活的大家庭中,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地位明显不如男性,即使在女性成员内部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这是因为“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差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3]168阿安的父亲常年“在菲律宾做事挣钱……三个妻子和所有的孩子都留在了中国。”[4]3阿安的母亲秀邕是大太太,在丈夫出门在外的日子里自然成为一家之主,掌管着家中的一切事物。二太太璐安不是正房,所以在家庭事务中必须服从大太太秀邕的管理,但是却可以对三太太爱玲颐指气使,因为爱玲以前是二太太璐安的丫鬟,所以在封建等级观念影响下她的身份地位自然最低,最没有话语权。在为了迎接老爷回家所做的准备工作中,三太太经过大太太的允许吩咐仆人去刷墙,分散了二太太的工作人手,产生了矛盾冲突。大太太寻声而来,提醒她们“好歹要顾忌点儿体统……这样吵下去,菩萨都会头痛”,并且威胁她们“如果还拌嘴,就再给老爷讨个四姨太”[4]10。阿安的突然出现让她成为二太太的出气筒,二太太璐安以请家法为借口掌掴了她,巴掌扇在阿安的脸上,却疼在母亲的心里,封建等级观念的存在让无辜的阿安成为以下犯上的过错方,母亲秀邕虽然心疼自己的孩子,但是受到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只能呵令仆人带走阿安来替孩子解围,避免阿安再次遭受伤害。秀邕深知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在实际生活中却无法完全遏制二太太璐安日趋膨胀的权利欲,更是无法夺回三姨太爱玲独享的丈夫的真爱,但是自己既然贵为大太太,拥有封建等级观念中所认可的权势与地位,她就不能在丈夫面前露怯,无论女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她都必须利用自己的威严地位、使用自身的优势权利让家庭成员相安无事、让家庭生活和谐美好,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持家能力和淑德形象。她直接对另外两位太太发号施令:“听着,咱们老爷离家三年了,但愿他回来时能看见几房太太言和意顺,齐心协力,不管我们心里存什么芥蒂,明白吗?”[4]9在她独处面对父母的牌位时,她才能卸下伪装说出自己的苦闷:“爹,娘,每逢今天这样的事,我就想抛开这身上的千斤重担。不过,谢天谢地,这重任落在我肩上,不然这个家早就分崩离析了。”[4]10